“印度疫苗之王” 困在豪赌里

2021-05-20 08:21:52
‘我要在伦敦呆很长时间,因为我不想回到那种处境下,一切都压在我肩上,但我一个人根本解决不了!’ 4 月末,印度血清研究所的 CEO 阿达尔·波纳瓦拉(Adar Poonawalla)接受《泰晤士报》的采访时沮丧地说。

氧气短缺、黑市猖獗、恒河浮尸……日均新增病例突破 30 万的印度,一幕幕惨剧仍在不停上演。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推动下,印度正成为全球疫情的‘新震中’,此时加快新冠疫苗的接种速度,对遏制疫情扩散非常关键,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。

作为印度最大的疫苗制造商,印度血清研究所(Serum Institute of India)不仅是‘牛津-阿斯利康疫苗’的主要生产方,同时还拥有其它 4 种疫苗的生产线,如果开足马力生产,它所生产的新冠疫苗将占全球供应量的一半。然而,就是一家如此重要的公司,面对汹涌的印度二次疫情时也显得非常无力,其 CEO 甚至携家带口‘逃’到英国。

印度素有‘世界药房’之称,就在 3 个月前,总理莫迪还骄傲宣称‘印度已经控制了疫情,准备向其它国家输送抗疫经验’,印度血清研究所是‘印度制造’(Made in India)的重要力量。那么,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?身处发展中国家,它是如何崛起为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,又是怎么陷入眼下这个新冠疫苗困境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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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利多销卖疫苗

印度和疫苗的渊源由来已久。

1897 年,法国犹太裔微生物学家沃尔德(35.170, 0.00, 0.00%)玛·哈夫金(Waldemar Mordechai Wolff Haffkine)在印度孟买研发出世界上首剂鼠疫疫苗和霍乱疫苗,并创立‘孟买细菌学实验室’,为印度的疫苗事业打下了地基。

1947 年,印度刚发布《印度独立法》不久,就加入了 WHO (世界卫生组织)。为了在国际上提高影响力,在 WHO 的倡议下,印度政府开始刻意引导发展国产医药产业,疫苗产业也在其中。

奇怪的是,在印度独立后的 30 年间,印度一方面做出积极响应 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态度,另一方面却并不主动制定儿童接种疫苗的计划。没有政府方面持续稳定的投入,印度国有疫苗企业根本无力研发当时全球流行的疫苗,只能依赖进口现成疫苗,重新包装后分发给各地医院。

国有企业的不作为,让一批有经商头脑的人蠢蠢欲动,印度血清研究所的创始人塞勒斯·波纳瓦拉(Cyrus S.Poonawalla)便是其中之一。

塞勒斯祖上也是阔过的,但家族人数太多,庞大家产分到他祖父那里时,只剩下一栋房屋和一片牧场,再传到他父亲,家里就得靠繁育赛马为生了。

塞勒斯出生于 1941 年,很小就赶上了印度独立,对独立后的印度经济变化深有体会。在他看来,赛马这项运动在英属印度时期很流行,所以这项生意有利可图,但在独立后的印度,没有那么多人再花费重金买马、养马、赛马了。那些骏马最后的命运,都是被卖到研究所,作为培育血清的活体容器。

1966 年医学院毕业后,塞勒斯接过家业,一咬牙就把日薄西山的赛马事业停了,改为‘印度血清研究所’,专门从事基础疫苗生产,技术全从国外‘拿’来。成立第二年,开始生产破伤风抗毒素和破伤风疫苗。八年后,生产百日咳-白喉-破伤风三联(百白破)疫苗。成立整整十年,印度血清研究所才有了第一家自主科研机构。

塞勒斯采取的生存策略很简单:先投入成本,买来最基础的疫苗技术,投产盈利后,再谋求自主研发。由于破伤风疫苗、白喉疫苗、百日咳疫苗都是全球当时已经非常普及的技术,购买成本低,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种。

在国有疫苗企业毫无竞争力的背景下,塞勒斯以远低于进口疫苗的价格,占领了大片印度市场。不仅如此,塞勒斯还学着印度政府,积极与 WHO 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系,率先刷足了存在感。

于是,印度血清研究所开业不久就有了非常可观的利润,而资金,正是一家医药产业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。塞勒斯用零售界常见的薄利多销策略,闯进了门槛极高的医药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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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头‘弃子’带来的奇妙机遇

1990 年,一种神奇的疫苗在印度普及开来。

那是一种专门给公牛做绝育的疫苗,只需要不到 1 卢比(约合人民币 0.31 元)就能让公牛绝育,不开刀、不上麻药、不影响雄激素分泌,简单轻松地解决了印度‘牛’口泛滥的问题。当时许多国家的农学院都以此作为案例,但很少有人意识到,‘公牛绝育疫苗’这种巧妙实用的技术诞生,正标志着印度疫苗市场的爆发。

1990 年代,印度经济自由化程度加大,墨守成规的国有疫苗企业彻底被市场淘汰了。此时,全球顶尖医药公司,如辉瑞、默克、赛诺菲都在攻克高端疫苗,霍乱、百日咳、肺结核这样的传统疫苗生产线渐渐被淘汰,全球供应量严重不足,像印度血清研究所这样专门生产传统疫苗的生产商便抓住机会,脱颖而出。

1994 年,靠着早年间和 WHO 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的关系,以及多年来生产传统疫苗的实力,印度血清研究所产品开始正式供应联合国机构。仅仅 4 年后,这些疫苗就出口到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1999 年,印度血清研究所成为全球最大的麻疹疫苗和百白破疫苗生产商。

在不发达地区普及传统疫苗,是WHO和联合国儿基会的重要工作

塞勒斯在商场得意的同时,还不忘培养自己的接班人。

2001 年,阿达尔·波纳瓦拉从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大学毕业,正式加入印度血清研究所。阿达尔·波纳瓦拉是塞勒斯最看重的儿子,从小就送到英国读书,回家后,这位年仅 20 岁的继承人就被任命为 CEO ,塞勒斯自己退居董事长,同时掌管家族的其它事业。

‘留洋’多年的阿达尔给印度血清研究所带来了发展新思路。阿达尔明白,传统疫苗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,但在此基础上,资本雄厚的研究所已经有实力去够一够高端疫苗市场了。

2004 年,印度血清研究所推出全球唯一的吸附性液体狂犬病疫苗。2007 年,推出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以及应对膀胱癌的卡介苗。2010 年,推出 H1N1  流感疫苗。2012 年,并购荷兰生物医药公司 Bilthoven Biologicals,成为全球仅有的 4 家能生产注射型脊髓灰质疫苗的企业之一,顺利攻入欧洲疫苗市场。

在阿达尔的经营下,印度血清研究所不仅拥有庞大的传统疫苗生产基地,还有了进一步生产高端疫苗的实力。

更重要的是,进入 21 世纪后,印度血清研究所超过 85% 的收入来自海外,在儿科疫苗领域有很高的占有率,全球有 65% 的儿童至少接种过 1 次来自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疫苗。‘从出生开始提供保护’成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口号。

重基础、敢花钱、国际化,在‘创二代’阿达尔的手中,印度血清研究所连续多年被认定为印度第一大生物科技公司。当印度以仿制药打出‘世界药房’的名头时,疫苗,成了‘印度制造’最能拿得出手的金字招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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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疫苗,一场豪赌

2012 年 5 月 31 日,比尔·盖茨在 Facebook 上兴奋地说:‘受塞勒斯博士和他儿子阿达尔的邀请参观印度血清研究所,我太荣幸了!’这次短暂的参观,让比尔·盖茨意识到塞勒斯父子俩所做的事业和比尔-梅琳达基金会努力的方向有重合之处。

2020 年全球疫情爆发之后,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成为医药企业关注的重点。很早之前,印度血清研究所就已经是 GAVI (全球疫苗联盟)的成员之一了,比尔·盖茨也是 GAVI 的知名捐助人。

由于新冠疫苗研发-生产非常复杂,印度血清研究所便向几大主流疫苗研发商递出橄榄枝,愿意作为生产商参与其中。这无疑是一场豪赌——

首先,每一种疫苗的生产、储存条件都不同,印度血清研究所无法利用现有生产线改装,必须投资建新厂房,巨额投资从哪里来?这是一个大问题。

其次,谁都知道新冠疫苗紧俏,但新冠病毒是昙花一现,还是将长期存在?这意味着新冠疫苗投产后价格走向会不会呈抛物线形态,万一病毒昙花一现,那么生产商能不能收回前期巨额投资?

最后,新冠疫苗研发时间太短,安全性和用了几十年的传统疫苗根本没法比。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大量不良反应,或者生产原料紧缺,都可能被迫停止生产,一旦竞争对手快速补位抢占市场,此前的投入都将打水漂。

明知有如此大的风险,印度血清研究所还要押下重注,赌的就是‘人无我有’的独特性。

一开始,仅靠印度血清研究所自己的资本,完全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新厂房。这时比尔·盖茨就率先表示,愿意支持一部分资金。紧接着标榜‘印度制造’的印度政府也出面,愿意投资。厂房有了,阿达尔又利用自己在英国多年的人脉,谈下了‘牛津-阿斯利康疫苗’的合作协议。

似乎一切都在朝着阿达尔希望的方向走。尽管‘牛津-阿斯利康疫苗’因为大量不良反应被质疑,但在更多迫切渴望摆脱疫情的地方,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被一针针注入人们的身体。不久之后,又有几种疫苗研发方决定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合作,几乎可以预见,这家从前以传统疫苗见长的企业,将成为全球新冠疫苗最大的生产商,《经济学人》、《金融时报》都对此发表了积极的看法。

但世事总不遂人愿。

由于美国疫情反复,拜登上任后一直没有叫停特朗普下达的‘疫苗原料出口禁令’,今年 4 月,有印度媒体预测,如果禁令再不解除,印度生产的疫苗将因为缺少 37 种关键原料而停产。供应链高度国际化的印度血清研究所自然也不例外。

这时,空有厂房却无米下炊的阿达尔已然焦头烂额。他透露自己被一些关键人物给电话威胁了,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‘如果给了X,就不能给Y,Z也在旁边等着’。为了保证他的安全,印度政府派出 5 名特战队成员贴身保护,他则带着全家飞往英国。

‘逃’离印度后,阿达尔还在 Twitter 上发文,@拜登,希望他尽快解除‘疫苗原料出口禁令’,推文下面的评论中,一些人怒斥美方是‘疫苗黑手党’,还有一些人坚决支持拜登,认为‘美国优先’是正义的。

时间流逝,阿达尔掷下重金的赌局,渐渐滑向被动停产这一边。但此时远在伦敦,身家超过 130 亿美元的波纳瓦拉父子俩仍有机会翻盘。人口 3.3 亿、已经完成 37.7% 疫苗接种的美国哪怕非议缠身,也仍有足够底气自称‘自由的灯塔’。只有恒河边伴着火光的幽幽哭泣,纪念着那些本该有机会留下来,却再也留不下来的人。

商业得失、民粹主义和万千生死离别,统统汇聚到了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一瓶瓶疫苗身上。

回顾印度血清研究所前后五十余年、历经两代人的创业,不得不赞叹一句‘有眼光、好手段’,正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私有企业,印度才撑得起‘世界药房’这个称号,莫迪自豪的‘印度制造’也才有底气。

然而,印度血清研究所眼下的困境又告诉我们,越到危急时刻,政治博弈的权重就越大,国际化程度再高的企业,最终也不得不依托于母国的实力。生命本该是压倒一切的砝码,可现实并不总是如此。